回忆逝去的“中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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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逝去的“中学时代”

  今年,正直高中毕业40周年来临之际,遂引动了我对自己中学时代学习、生活的遐思和缅怀。

故秉笔追思,以作纪念。   1965年下半年,我刚开始在本村上小学后,第二年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每天到学校后都不上课,不是学毛主席语录,就是开批判会,不是敲锣打鼓去游行,就是出去造反、贴大字报或参加破四旧立四新、拆庙宇打神像等活动。 同时,天天不是在学校参加学农基地劳动,就是出去参加生产队的春播抗旱和夏收秋收等生产劳动。

到了一九六九年革委会成立,全国开始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小学从六年制变为五年制,当时的六年级学生并到五年级,我从四年级升到了五年级,实际上是从一年级一下子就跃入了五年级。 因为期间正值文革最动乱的时候,既无教材也不上课。 第二年即1970年上半年才正式读小学五年级第十册教材。 我实际上在小学真正只读了一半半书,也就是说一年级读了一年,五年级都了半年。 1970年下半年经推荐和考试,升入本校初中,当时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 本校是1968年刚由周边八个生产大队联办的一所带帽中学,即初中和小学组合在一起。 刚上初中后,可以说我也是班上数学成绩最差的一个,当时对解方程常常是老虎吃天,甚至对四则运算都不熟练。 实际上,在小学自己只学了加减法,不要说什么小数、分数、比例及四则运算了,连乘除法都没学过。 我从小自尊心和好胜心都特别强,因此,我当时感到心里压力非常大,经常羞于见人。 那时,我父亲也在本校任教,所以,每天见了所有老师都躲着走,上课时从来不敢正视老师一眼。 回家后,虽整天忧心忡忡,沉默寡言,但决不甘心落后,心里发誓一定要赶上和超过别人。

于是,从头开始学习小学内容。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时每天晚上在小煤油灯下要苦学到深夜,睡下后还在脑子里要过一遍当晚所学内容或在肚皮上演练算术和默写字词。 白天放学回家后,在干活时还书不离手。 推磨的时候,一边转磨道一边看书,放羊和砍柴挖草时都带着书本,抽空学习。

天道酬勤,到初中毕业时,我的学习成绩已跃居全班第二、三名。 初中两年半时间,我一直就读于本生产大队这所初中和小学合一的带帽学校。   阳坪生产大队共有四个生产小队,学校位于第二生产小队,距我家(属于第一生产小队,学校位于沟后面)不及两公里,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和下午五点左右放学回家吃饭。 每次放学时全校学生都要安所在区域由值日老师整队集合,然后让校长、值日生讲话或值日老师训话后,才由值日老师喊左右转、齐步走,开始离开学校,被各路队长列队领着回家。 一路上必须按队列顺序行走,不得随意越队或离队,一直要走到自己家的路口才能离队独自回去。

我们每天到校后,除了上课外,就是参加学校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和参加批判会)和娱乐活动(主要是玩捉迷藏或文艺活动),每周安排在学校的学农基地劳动半天。

春季被带出去参加附近生产队春播劳动,夏季和秋季都要去参加生产队夏秋收劳动。

就读初中两年半时间里,因为当时年龄小而活动又多、学习压力也小,故感觉较快乐。

  一九七二年底初中毕业时(当年开始转为春季招生,故初中毕业延长了半年),正值所谓教育回潮伊始,自文革以来第一次开始恢复高中升学考试。 我记得,这次中考是在第二年(即1973年)正月十七日举行,临到考试的前一天晚上,由于第一次参加这样大的正规考试,又住宿陌生的地方,房子也很冷,再加之年龄又小,心里特别紧张,以致通宵失眠。

第二天,头昏脑胀地进入考场,答题时稀里糊涂,考完后灰心丧气。 回家后,第二天就参加生产队春耕劳动。 每天下来累得精疲力竭,有气无力。 每天都在想着,倘若考不上,自己年龄这么小,体质又那么弱,以后如何承负这样长期的繁重体力劳动啊。 好不容易,盼到二月初八录取榜下来。

那天傍晚,我正在大路旁牵牛犁地,看到住队干部骑车从沟里进来后直接去学校了,一会就听到路上前来的人说,高中录取榜下来了,顿时,我心急如焚,忐忑不安。 好不容易盼到收工后,回家饭都没吃,连夜就跑到学校看榜去了。

当我看到榜上有名时,顷刻欣喜若狂,激怀难抑。 回家时,一路蹦蹦跳跳,兴高采烈。

一晚上,我兴奋不已,彻夜未眠。

这是我人生中所逢第一次最大的欣喜事。 当时,全县两千一百多考生,共录取七百名,我们学校三十九名考生,被录取的只有六名。

刚上高中时,对文化课抓得很紧,但不到一年,又开始所谓反修正主义教育回潮路线,全国涌现出了黄帅、张铁生等反潮流式的人物,学校开始到处贴大字报,经常开批判会,开展批儒评法活动。

期末考试时,放假回去写一份调查报告就算考试成绩。 此后又开始进行升学推荐,不再考试了。 由于当时初高中开设的课程内容都很简单,除了语数外和理化外,不开设史地,只设农业基础知识和毛泽东思想课,所以,中学课程的知识内容短缺太多,并未达到真正的高中毕业水平。

高中外语不开设英语,只设俄语。 这可能与当时“反苏防修”政治色彩有关。

我记得当时担任俄语课程的是一位姓刘的关中老师,其教学水平很高。 那时,语文课本里面大部分选入的是鲁迅的作品和毛泽东的文章。 这两位人物的著作和思想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我当时每天逛书店,买的最多的就是鲁迅和毛泽东的书。 住校学生,都住宿在学校的窑洞里。 每个宿舍10个人,有前后两盘土炕,脚地狭窄,床铺拥挤,活动空间很小。

全校住宿学生,每日上下午两餐。 到开饭了时间,各班学生蜂拥到大灶门前的本班石台上的饭盆前排队打饭。

每天午餐一人半斤玉米窝或高粱窝,一铁勺土豆片酸白菜,下午每人一铁勺稠糊高粱粥。 当时很多学生都处在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那能吃得饱,只能维持生存罢了。

我记得,每周只给供一次半斤的一个白馍,但很多贫寒的学生都舍不得吃,拿到后又以每个三毛钱卖给生活较富裕的学生,然后用以补贴学习或生活用品。 我也常舍不得吃,卖后攒下钱买书或缴纳各种学习费用。 我是本届高中两个班中逛书店和买书最多的一个,多数钱是靠自己卖馍积攒的。

学生们每次列队打到饭后,就三五成群地蹲在身后地上的露天饭场上,一边吃饭一边攀谈。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最难吃的就是高粱面窝头。 高粱窝头蒸出来后,颜色黑红不开裂缝,我们常戏称其为摔不坏的铅球,真可谓是味难闻口难咽啊。

而今,回味起来当时吃的玉米窝头,比我们现在的白面馍还香甜可口啊,也许是我们现时生活条件好了,吃的白面多了,味觉差了。

当正开饭的时候,如遇上下雨,饭盆上面没有棚帐,雨水就滴进盆里,这时学生照样用搪瓷碗打来饭菜,和着雨水,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当时,并未觉得不卫生、味不好,这可能就是饥不择食啊。

当时,除了上课外,还要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育、文艺活动和到附近生产队帮助秋收。

到第二年(1974年)进入高二时,又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自习和课余时间都参加政治学习和批林批孔会。 文化课也逐渐不被重视了,中期和期末也开始进行开卷考试了,甚至放假回去,写一篇调查报告也就算了事了。

随着政治运动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也大大减轻了,所以,每天感到非常轻松快乐。   而今,追忆自己的中学时代生活,恍如昨日,历历在目,铭记脑海,永不忘怀。 但时光不能倒流,人生不可回头,追忆往事,只能留作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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